1950年正月，乌鲁木齐城南的戈壁上依旧寒风凛冽，一支身着灰色冬装的队伍悄然架设起测量三脚架，几声短促的口令在空旷的高地回荡——这并非战场，而是一座钢铁厂的选址现场。指挥士兵画线的正是刚刚结束剿匪作战的王震，他没有停歇，转身就把注意力投向了工业蓝图。许多新疆老人后来回忆，正是那一天，他们第一次意识到“解放”不仅意味着安全，更关乎未来的饭碗。

消息倒推到1949年秋，西北战事尚未尘埃落定，王震受命率第一兵团西出河西走廊。两个月，六千余里，大漠深处的烽火台见证了这支部队夜以继日的行军速度。对比清末左宗棠两年抵迪化、国民党西北军两年才到达哈密，这种节奏被当地人称为“飞一样的脚步”。多位史家指出，马家军的主力正是因为错估王震的推进速度而仓促溃散。

新疆易帜并不代表问题就此终结。乌斯满匪帮在天山南北流窜，不到半年抢劫牲畜三十余万头、残害群众千余人，社会秩序岌岌可危。王震调集骑兵、机炮营组成数支小分队，避开主干道路，在夜间零下三十度的冰原上急行。三月初的一次突袭结束后，乌斯满被击毙，其余残部星散。按照战报统计，到1950年底，疆内规模在百人以上的匪股已被清剿殆尽，县级行政运转恢复正常。

治安稳定后，王震的目光转向了“缺钢、缺电、缺路”这三件大事。八一钢铁厂奠基、乌拉泊水电站动工、六道湾煤矿加速扩产——在一份呈递中央的报告里，新疆提出“先补炼钢短板，后接铁路干线”这一思路。不得不说，这与当时多数内地省份“先等国家调拨再谋发展”的姿态大异其趣。1953年，自治区工业总产值已是1949年的三十余倍，外界感慨“荒凉戈壁上冒出了烟囱森林”。

工业之外，屯垦同样紧迫。王震把一兵团七成官兵编入农牧连队，开荒八十五万亩，在玛纳斯河西岸试种长绒棉。有人质疑土壤盐碱度过高，他却在田头蹲下一把捏起湿土，说了句：“孬土也得听话，只要水渠修到，棉苗就活得成。”据兵团档案，次年籽棉产量达到中原优等田地的八成，彻底打破了“新疆不产棉”的旧说。

1954年二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挂牌，党政军企一体化的管理模式令许多中央部委官员侧目。兵团承担屯垦戍边、基础设施建设、应急战备三重任务，乌库公路便是由兵团工兵独立修通：二百多公里主线、涵洞一百二十八座，整条道路后来成为南北疆物资交流的骨架。时至今日，新疆社会科学院仍把该路评为“新中国西北开发史上的关键节点”。

经济腾飞需要人。王震在乌鲁木齐、伊宁、喀什等地连续举办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两年培养一千六百余名基层骨干。课堂上，他常提醒学员：“政策要用本族语言讲到乡亲心里去，不能只贴墙报喊口号。”有意思的是，一位哈萨克青年毕业返乡时对同村老人说：“学成归来，不是当官，是带来新办法”，这句话被媒体引用多年。

人才工程还包括高等教育。新疆学院、八一农学院相继成立，内地二十多个省份选派教授支援。一位南京来的水利专家在课堂上对学生感叹：“高寒缺氧反倒逼出了创造性思维，这里最缺的不是技术，而是敢闯的劲头。”事实证明，他的判断精准：短短数年，新疆河谷水利规划的多项创新参数成为随后全国水利设计的参考样本。

多方努力让各族群众真正感受到了生活变化。1956年秋收后，吐鲁番葡萄沟的维吾尔族果农用骆驼驮着干果去乌鲁木齐换取机织布料时，惊喜地发现往返时间缩短了一半。路边哨所的士兵端出热茶，果农问：“将军还在吗？”士兵答：“王司令去了北京，但他说路修通了就等于他一直在边上。”

王震离任后十五次重返新疆，每一次都以工地或连队为首站。1992年末，他最后一次来到玛纳斯河畔，腰背已不再挺拔，却仍坚持步行两公里察看水渠。随行医生担忧，劝他上车，他摆摆手，只说：“渠水通了心里才踏实。”一句平常话，道出了军人本色。

翌年三月，王震病逝。遵嘱，家属将骨灰撒向天山。当地数十名兵团老战士自发前往，面朝北坡静立许久。没有隆重仪式，也无过度修饰的挽词，因为他们深知，比起任何称呼，“王震”这两个字已足够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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